JN江南手机版，湃书单｜澎湃新闻编辑们在读的14本书：人与神圣

　　“神圣性是人类独有的一种情感，既是个体存在的根本需求，也是社会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宗教只是神圣的表现形式之一，阅读也是神圣的。

　　76岁的好莱坞金牌编剧、导演大卫·马梅（David Mamet）放了个大招，以四十多年的从业经历为素材写了一本《遍地猪哼：好莱坞四十年恩仇录》（Everywhere an Oink Oink: An Embittered, Dyspeptic, and Accurate Report of Forty Years in Hollywood）。马梅一直是编剧里特别有先见之明的那一类才子，1994年他写了电影《奥利安娜》，主角是自大狂男教授和构陷他性骚扰的女学生，这戏码在之后如火如荼的社会运动中多次上演；1997年离后真相时代还很远，《摇摆狗》里达斯汀·霍夫曼饰演的公关男便已点破真相就像咖啡杯一样不值钱。现在的马梅虽廉颇老矣，还是颇有自嘲的能力，“就把我出这本书当作是过气明星只能靠在店里偷东西被抓才能维持曝光度的翻版吧”。他特别看不起那些业余编剧写不出精彩段落就在剧本里加上追车戏、床戏的偷懒行为，专业人士可是要做到每出戏都有其出现的意义的。他还在书里回忆了一个干洗店店主的发家历程，简直可以拍成电影。小店主发现好莱坞的主顾付账时从来不看账单，他就开始乱收费，之后索性专门为电影公司服务，将业务范围扩大到提供餐饮、租车、租戏服等等，最后成了满口大话的制片人。这位制片人一直向投资人隐瞒电影的真实收入，把赚的钱都做成假开销摊到那些失败的项目上去。好莱坞的藏污纳垢，有时候也是其魅力所在。在马梅眼中，好莱坞是那些“酗酒嫖娼的恶棍赌徒、硬汉犹太佬打造的，但他们一想到可能‘冒犯’美国大众就会紧张得咬指甲，只不过现在他们更恐惧的不是大众而是小众人群”。被政治正确绑架的电影行业已经丢了骨气，成天担心这里那里会得罪哪些观众，最后只能靠超级英雄的弱智连锁苟延残喘。金牌编剧写金句自然不在话下：“凡尔赛宫的房间又小又不通风又脏又暗，但贵族们还觉得住到其他任何地方都是流放。”

　　阿兰·巴迪欧的这本书汇集了他的一系列文章，涉及对德勒兹、科耶夫、康吉莱姆、利科、萨特、阿尔都塞、利奥塔、弗朗索瓦丝·普鲁斯特、让-吕克·南希、芭芭拉·卡森和朗西埃11位当代法语哲学家的评述。巴迪欧并不是在记录哲学史，“这全然不是某种理性选择，亦非某种个人偏好或是某类文选。不，所有这些都与特殊的境况联系在一起。”相应的，他把半个世纪以来的“法国当代哲学”称作为一个“法国哲学的时刻”，“其规模和创新性都足以与希腊古典哲学和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时刻媲美”。

　　巴迪欧以这本小书，试图回答这一法国哲学的时刻源起何处、辨读这一哲学运动、考察其中哲学与文学的关系，并且讨论哲学与精神分析之间的持久争论。

　　“伟大是一条通向未知之路。”巴迪欧认为这一法国哲学时刻“倾向于未知的道路而非既定的目标，倾向于行动与介入而非默想和慧思”。他承认“这是一种缺乏智慧的哲学”。然而，“我们所渴望的，不是生命与概念的明确分离，不是存在对理念或规范的服从，而是概念本身成为一条我们未必知晓的道路。这条道路入口明确，终点却几近偶然或模糊，哲学的任务便是阐明其中缘由，证明这条道路确是——换言之：就正义而言——我们应该踏上的。”

　　1964年3月初，俞平伯收到一封来自南京浦口的信，寄信人是毛国瑶。后者称，1959年他曾从友人靖应鹍家借得一部《红楼梦》旧抄本，当时与有正书局石印戚蓼生序大字本参照，抄录下有正本没有的批语。此后，毛国瑶与俞平伯不断鱼雁往还，一直延续到1982年。然而这部靖藏本匆匆“问世”后，旋即消失，除了毛国瑶、靖应鹍等少数几人，没有人见过这本书。靖藏本的来源、文献形态等，也都是毛、靖两家撰文提供的信息。关于该藏本，现仅存毛国瑶辑抄在笔记本上的一百五十条批语与抄有批语的“夕葵书屋《石头记》残叶”。

　　高树伟认为，“伪靖藏本的出现，完全改变了1964年以后研究《红楼梦》核心问题的路径”，他的新著即致力于论证靖藏本乃蓄意伪造之物。高树伟辨伪的核心方法与证据是：“经由校勘，确认毛国瑶辑靖藏本一百五十条批语中有不少文本承袭了俞平伯《脂砚斋红楼梦辑评》文本之讹误，而《辑评》致误之由，是因为当时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三抄本的特殊流传路径。在周汝昌、陶洙、俞平伯三人经手转录抄写过程中，产生了一些特殊的文本变异，而这些变异的文本却密集出现在毛国瑶辑抄的靖藏本批语中。”

　　在高树伟看来，蓄意伪造靖藏本的主要目的之一，即是要证成“脂砚斋”与“畸笏叟”为不同的二人。比如毛辑靖藏本批语第八十七条，将原庚辰本批语“前批‘知者聊聊’，今丁亥夏只剩朽物一枚，宁不痛乎”增改作“前批‘知者聊聊’，不数年，芹溪、脂砚、杏斋诸子皆相继别去，今丁亥夏只剩朽物一枚，宁不痛杀”，以更“明确”的表述使研究者认定脂畸为二人。自此之后，人们对甲戌本、己卯庚辰本等早期抄本的认识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一旦“将伪靖藏本完全剔除以后”，“返回头追溯学术史，细审脂畸一人说时”，可以“再次确认，当时研究者给出的证据是坚实的”，“所谓的脂畸二人说，只是基于对批语模糊感知下未经证实的猜想”。

　　靖藏本辨伪之所以是“处于《红楼梦》研究核心线索较为上游的一个关键问题”，乃是因为由此可“重审脂畸关系，进而扭转对甲戌本、庚辰本的版本性质及关系的认知，进而影响成书研究，以至整理《红楼梦》底本、校本的择定”。于是，《红楼梦靖藏本辨伪》全书六章的逻辑便是：“由靖藏本辨伪到重审脂畸关系，再到重新审辨《红楼梦》的早期抄本，进而排比材料，对脂砚斋的可能身份展开讨论。”

　　阅读林垚的《空谈》是一种奇妙的体验，本书中关于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严谨论证，与现实世界的社会事件紧密结合，让思考不至于成为空中楼阁，也让哲学思辨不仅仅成为一场智力游戏。坚持公共说理，以严肃的态度，严密的逻辑去分析和思考现实问题，才能让理性的思考更具现实性。

　　另一方面，本书为读者呈现了西方社会过去数十年来的社会、思想、政治变迁。堕胎权问题、性少数权益、“我也是”运动、黑命攸关运动、身份政治、死刑与废死……阅读这些文章，既是一种时间上的提醒，原来2020年已是四年以前；也是一种意识上的觉醒，提醒我们已经走了多远。这些问题并未消散，从意识到这些问题，进行反思，再从现实发生改变，是一场漫长的拉锯战，其中的反复和阻碍自不必说。相信读者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能体会到其中的复杂与不易。尽管本书以《空谈》作为书名，但若没有一场场“空谈”，没有看似“无用”的思考，社会的进步又将如何实现？

　　1992年，50岁的乌克兰人娜斯佳作为家政女工走入了作家娜塔莎·沃丁在柏林的生活。两三个月后，娜塔莎·沃丁为娜斯佳准备的乌克兰音乐令她突然泪流满面，两颗心灵开始碰撞，这部平凡而又伟大的传记一点点展开了。娜斯佳作为高级工程师在基辅生活了近三十年，然而苏联的解体、乌克兰的经济混乱，令娜斯佳几乎失去一切，连温饱都成了问题。不得已，她想方设法投奔了住在柏林的姐姐，“黑”在柏林，替人打扫卫生，用在德国赚的钱养活乌克兰的家人。为了留在德国，娜斯佳认下了假父母，与一个有十任妻子的德国男人结婚，最终凭借“德国人遗孀”的身份，领到的抚恤金，“足以让身边的每个人都渡过难关”（相比之下，身为工作了近三十年的乌克兰高级工程师，她的退休金只够买到两根“暖棚荷兰黄瓜”）。然而在她终于成了一个真正的德国人时，为了女儿和在乌克兰的前夫，娜斯佳决定回到基辅。在回乡的小货车上，娜塔莎·沃丁第二次看见娜斯佳流下眼泪。

　　书里不仅有娜斯佳的生命故事，还有她的父母、姐姐、丈夫、女儿等等，每个人都在时代的大潮里沉浮、挣扎，残酷又真实，冷静而准确，坚毅的人性置于东西方世界的拉扯之下，让读者听到无数东欧人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的命运奏鸣曲。

　　【法】罗杰·卡约瓦/著 赵天舒/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6月版

　　本书是人类学家罗杰·卡约瓦关于神圣性问题研究的作品。他认为，神圣并非仅存在于宗教之中，战争、游戏、节庆、性、奢靡浪费……揭示人类为追求神圣性体验而启动的社会行为，而宗教只是神圣的表现形式之一。神圣性是人类独有的一种情感，既是个体存在的根本需求，也是社会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译者序，第9页）。

　　这是一本非常神奇的书，按照译者的说法，作者是“选择运用理性去探索人类世界那最为神圣的东西”（译者序，第3页）。如果比较之前曾读过的德国神学家奥托的《论“神圣”》或伊利亚德的《神圣与世俗》，确实可以感觉到作者相对而言更为理性甚至科学的态度。而且从前三章看，似乎并没有特别出奇之处。比如第一章将神圣与世俗区分开来，第二章谈神圣的矛盾，圣洁与污秽的对立又互补的关系，第三章谈神圣与禁忌的关系，在其他关于神圣、世俗两分的论著中都有见到。当然，这也许跟作者纲要式的写法有关，仔细揣摩，有些地方会感到颇有启发，比如他写道：

　　（我们）更加惧怕尸体分解腐烂，因为这是终极、无法逃避的解体之最有说服力的画面，象征着毁灭之力的胜利，意味着毁灭之力不仅会侵蚀生命存在，更会威胁世界与社会的稳定。尸体腐烂的死者自己是一个痛苦游弋的孤魂野鬼，因为他的死亡斩断了他同生者社会之间的联系，但未通过下葬与出殡仪式被逝者的世界所接纳。他只有在找到一个新的归属后，才会变为祥福之灵。（92页）

　　这个说法在中国古人对祖灵既恐惧又亲近的心态有比较明显的体现。特别是对于理解镇墓文、买地券的心态很有借鉴意义。

　　如果说前三章略有平淡，到第四章“僭越神圣：节日理论”则奇峰突起，他认为：

　　我们的世界仿佛是一个被宇宙秩序支配，以有规律的节奏运转的宇宙。它被尺度与规则维系着。它的法则是万物居其位，万事有其时。这便解释了为何神圣唯一的表现形式是禁忌，即保护宇宙秩序不受任何威胁的预防措施，以及针对任何扰乱宇宙秩序之行为的补救措施。一切以静止为上，因为任何变化、任何革新都会危害宇宙的稳定性，而我们则希望能阻止它改变，避免它衰亡。然而，宇宙毁灭的根源就蕴藏在它的运转过程本身当中，因为在运转中它会不断累积废物，从而导致其机制的耗损。……

　　光是消除每个机体在运作中积累起来的废物、年年清除罪恶、驱逐旧岁是不够的，这只不过是埋葬了一个行将就木、污浊不堪的过去罢了。它已经大限将至，必须要让位于一个崭新的世界，而节日的作用正是迎接这个世界到来。（159-160页）

　　所以，在节日中各种挥霍、消耗、肆意违反禁忌，以期让世界秩序象征性地崩塌、陷入混沌状态，再通过重生回到原初时代的创造和活力。如果从这个角度看著名的“夸富宴”，就会有很不一样的视野。有些人类学家把夸富宴行为看作是一种“妄想自大狂人格”的结果。有些人类学家认为，夸富宴是把一个地区过剩的物品重新分配给了需要这些物品的其他村社的人。有些则认为，在一个缺乏统治阶级的社会中，夸富宴的制度确保了物品的生产和分配的持续。这些解读都是从文明社会的规则和心态出发，反观作者卡约瓦的视角，则完全是站在原初前文明社会上，忽然感觉作者才是T0级。

　　社会在发展的过程中，似乎变得越来越无差化、均质化，它的不同状态似乎在趋于同一，而它充满张力的时刻似乎也越来越少。随着社会有机体变得愈加复杂，它也越来越少允许正常生活进程被中断。一切都必须日复一日地重复下去，今日同昨日，明日同今日。

　　社会性的狂欢喧闹变得不再可能，它不再于固定的日期发生，也不再具有宏大的规模。它仿佛在日历翻篇中逐渐稀释，在必然的单调与规律生活中逐渐消失。如此一来，节日便被假期所取代。诚然，在假期这段时间中，人们依然会耗费、会自由活动、会暂停规律的工作生活。然而，这只是一段放松的时期，而非高潮的阶段。二者的意义完全是相反的：在前者中每个人都各行其是，每个东西都各安其位；而在后者中，一切人与物都被汇聚于同一点JN江南手机版，。因此假期（顾名思义）看起来是空洞的，至少是对社会活动的一种放缓。同样地，它也无法让个人得到满足。它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它之所以能带来幸福感，主要是因为它可以转移注意力从而让人远离自己的烦恼，因为它可以将人从种种义务中解脱出来。所谓去度假，首先意味着摆脱烦恼，享受“应得的”休憩。此外这还意味着远离群体，而非在其情绪高昂、欢欣鼓舞的时刻与之融合。因此，若节日是集体存在能量泛滥的时期，那么假期则是它能量干涸的阶段。（198-199页）

　　文明社会的发展，分工的出现，会使得社会越来越原子化、宗教信仰越来越个人化，普世性的集体节日蜕化为个人化的休假。节日原本具备的让世界秩序重生的功能完全消失了。“过去那种节日则会让每个人都脱离他的私密生活，脱离他的个人与家庭世界，将之置于一个漩涡之中。通过一下子就将自己的财富和力量耗尽，一群狂热之众便会在喧闹之中变成不可分的一个整体。从各方面来看，作为人们某种空闲的、心不在焉的阶段，假期更像是这种让社会存在浴火重生的猛烈情绪释放之反面。”（253-254页）

　　节日陷入了危机，不过，作者找到了替代品——战争，在他看来：“考虑到现代文明的本质与发展，这唯一的一个现象所展现出的重要性、烈度与光芒却竟然可媲美节日，与之具有同等的意义：它便是战争。”（255页）

　　这便是全书让我最感到震撼的一节，附录之三：战争与神圣。作者将战争与原初意义的节日进行了比较，两者惊人地相似：一、过度、暴力与背德之举频发的时期，二、破坏的喜悦，三、亵渎与浪费。

　　因此，战争呈现出的一系列外在特征，会让人们将它视为一种现代意义上的阴暗可怕的节日。我们也因而不惊讶于看到，当它成为一种国家机制后，在人们的心中会激起种种信仰，让人们像颂扬节日一样将它尊为某种宇宙原则，尊为某种会促使万物繁荣昌盛的原则。无论战争和节日的内容如何互相矛盾，这都是徒然，二者的形式与规模如此相似，以至于人们总会试图模糊地将它们想象为一回事，乃至认为它们的本质是相同的。（262-263页）

　　如果不是作者在二战期间积极参加反法西斯运动，我甚至有点怀疑他与纳粹的思想渊源了。作者虽然用理性的态度解读神圣，但是在写这一节的时候，我们读者完全能感受到他亢奋的激情。简单地说，作者认为，在节日的功能衰败之后，世界秩序的重生就要靠战争，而且是那种国家间的战争。试引用一段：

　　国家所做的努力、国家本身的命运最终都会归于战争。战争对于国家而言就像一场终极试炼，会赋予或取消它进入新时代的资格。这是因为战争需要国家献出一切：财富、资源与生命，这些都会被它无止境地不断吞噬。

　　战争会让被文明所压抑的种种本能得到满足，而这些本能在它的庇护之下则会变本加厉地反噬，不仅会自己化为乌有，还会摧毁其周身的一切。既耽于自我毁灭，又能够破坏一切有形有名之物，这种本能的反噬便可以让不堪生活辛劳、被零星琐碎的禁忌限制、活在谨小慎微之中的人得到双重的、奢华的解脱。战争既是社会丑陋的融合又是其存在发展至顶峰的时刻，既是牺牲奉献又是打破一切法则的时刻，既是人被死亡威胁又是其因这种威胁而圣化的时刻，既是克己又是放纵的时刻。如此一来，它完全可以在现代世界中扮演节日的角色，如后者一样激起人们的迷恋与热忱。它与人性格格不入，这足以使它被视为神圣。没人不会期待战争，且所有人都会希望在这场万能的圣事中沉醉、重返青春、获得永生。（272页）

　　如果在2020年以前读到这段话，我大概会觉得是疯子或妄人在胡言乱语，不过现在读来，似乎要无可奈何地承认他说得很对。我们的世界正在无可阻挡地奔向重生吗？用战争的方式？

　　【加拿大】艾丽丝·门罗/著 李文俊/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新经典文化，2009年7月版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拿大小说家艾丽丝·门罗在两个月前以92岁高龄逝世，她的小女儿安德丽娜·门罗（Andrea Skinner）上周向媒体披露，自己在童年时曾遭其继父、门罗的第二任丈夫盖瑞·弗兰姆林（Gerry Fremlin）性侵，门罗在多年后知道了真相，在短暂出走后选择了回到丈夫身边。这则名人家庭丑闻一经公开，立刻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其中一个被热议的话题便是，在作家的道德污点被揭露之后，我们还应不应该阅读门罗的作品？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自然因人而异，文学与道德之间的关系也可以无止境地探讨下去，不过，一旦了解了这一背景，重新阅读门罗的作品一定会有不同的感受和观察，毕竟她擅长描写的就是女性在命运的操弄之下不那么理所当然的反应。《逃离》是门罗较晚期的一部作品，创作于2004年。这一年，距离安德丽娜9岁时第一次被弗兰姆林侵犯过去了28年，距离她写信给母亲告知线年，距离她怀上双胞胎之后为了保护孩子而远离母亲的家庭过去了2年。也是在这一年，门罗在《》对她的访谈中谈及弗兰姆林时充满爱意，令安德丽娜深受打击并最终决定指控继父，弗兰姆林在次年因猥亵罪被判处缓刑2年。

　　虚构的小说不会告诉我们真相，读者无法在小说情节与作家的真实人生之间建立确凿的关系，但仍然可以从中读到作者有意表达的想法、意图、观点，以及无意流露的潜意识。在《逃离》中的八个短篇小说中，门罗写到了丈夫的背叛、母女的疏离，也涉及了关于负罪感、同情心的讨论，或许可以与事实对照，这里略举几例。

　　在与书同题的小说《逃离》中，卡拉事后知晓，在她负气出走又重新回家的夜晚，她心爱的走失的小羊回来了，然而她的丈夫见到小羊后却没有带回给她，而是将小羊杀死了（在她自欺欺人的想象中也可能是赶走了），一段时间之后：“卡拉发现，对于埋在心里的那个刺痛她已经能够习惯了。现在再也不是剧痛了——事实上，再也不让她感到惊异了。她现在心里埋藏着一个几乎总是对她有吸引力的潜意识，一个永远深藏的诱惑。”那个诱惑就是走向小羊残留的尸骸所在的地方，但是，“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卡拉不再朝那一带走了。她抵抗着那样做的诱惑。”

　　《机缘》《匆匆》《沉寂》三则的主人公都是朱丽叶。在《机缘》中，她在火车上躲开了一个想要找她搭伙聊天的陌生男人，在其半途卧轨轻生引发的震动下，和另一名男性乘客埃里克就负罪感展开了一场辩论：“过了片刻，朱丽叶认识到，虽然她是在论证——论证得还挺好的，她觉得——公众生活与私人生活中有负罪感存在的必要性，可是她却在一时之间丧失了这种负罪感。你甚至可以说她是在自我欣赏呢。”朱丽叶和埃里克后来成为恋人，未婚生下了女儿佩内洛普。《匆匆》讲的是朱丽叶带着一岁多的女儿回乡探亲期间的故事。当父亲向她讲述家中年轻帮佣艾琳的悲惨遭遇，“朱丽叶倒是怎么的啦？她丝毫都没有产生真正的同情心。她感到自己，在心底深处，是在这个可怕的长篇悲情故事。……她知道自己是不对的，可是这种感觉就是不肯退去。她害怕再说上一句，她的嘴就会将她那颗冷酷的心如实暴露了。”在《沉寂》中，佩内洛普离家出走与母亲断了联系，朱丽叶在偶然得知女儿在别处过着正常人生后感到宽慰，“佩内洛普不是一个鬼影，她很安全，跟任何人没什么不同，她也必定跟任何别的人一样快乐。她和朱丽叶断绝了来往，也很可能根本不想朱丽叶，那么朱丽叶也大可不必再对她魂牵梦萦的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侵犯》这个故事里，一个成功买下一间报馆的前记者这样向女儿传达生活的要义：“就是满怀兴趣地活在这个世界上。睁大你的眼睛，要从你所遇到的每一个人的身上看到各种可能性——看到他的人性。要时刻注意。”这或许可以看作门罗借人物之口对读者的善意忠告，去观察人性，也包括她自己的。

　　文坛不缺新鲜血液，时不时会有新人冒出。这几年也翻看过一些，但大多没有读下去的强烈欲望——或许是我年纪大了，无法与年轻人的生活经验产生共情。但魏思孝的《王能好》不一样，是能吸引我读下去的。它如同当下的《活着》，讲述了农村人王能好的苦难人生。作为家里的老大，王能好四十多岁了，还没有结婚，喜欢自由，却话痨讨人嫌。对农村生活失望的他，为了寻求新鲜感，去城市务工，却总是不顺，甚至被骗去倒煤，好不容易逃了出来，又回到农村老家。最终，因为醉酒，王能好在骑电动车回家的路上，被一辆雷克萨斯撞倒，死了。“监控录像中，王能好撞向汽车的瞬间，醉醺醺的脸上，表情放松，没看到红灯，也没看到汽车，更没看到任何人。目空一切，什么也不在乎。”这看起来更像是一种解脱。因为是王能好闯红灯造成交通事故，所以，他的死没有得到任何赔偿，弟弟说他“不体贴人，白死了”。可以看到，小说十分贴近现实，贴近普通人的生活。语言也十分简洁朴实，没有华丽的辞藻，也不玩什么独特的风格，但在接地气的讲述中，总能把一些人情世故描述得非常准确，比如村里的妇人们聚在一起议论王家老三意外死亡时，作者写到她们悄声交谈，神情慌张，忍不住八卦，又心中有愧，“生怕关于王家以及死去的老三的言论过激，被来往的乡邻听到。她们语气惋惜，谈不上沉痛，脸上的兴奋之情在良知的审视下一闪而过”，实在很精妙。小说的结构倒是有些花头，在每一章故事的后面都附加了一个与之相关的人物小传，这就使得小说看起来不仅仅是王能好一个人的故事，而是一群人的人生。

　　大学时，我选过本书作者洪涛老师的选修课。那门课讲的是《论语》，课上的一个小高潮是老师会抽查同学起来背诵《论语》。当然，背书不是强制的，也不是每堂课都要抽查。大多数同学只能背下前几篇，但真有记性特别好的同学，一直背到了很后面。

　　那时候的学生，有点像《文学三篇》代前言“小说与个体”中所提到的“新人”：刚刚从统一的、集体式的中学教育和家庭的管教中脱离出来，到一个容错率较高的新环境中寻求自我，期待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有这一层关联，因此读《文学三篇》时很容易将关键词“个体”代入自己。

　　比如书里谈个体的解放，我是进入职场多年之后才能体会到的：“现代社会的‘反传统’，并非以个体解放为目的，而只是为了使个体与其传统根基相脱节……。现代社会不仅推动并主导了全盘反传统，而且也推动并主导了使从传统中脱离出来的‘个体’消融于官僚组织和大众社会的持续进程。这一进程的最终目的，是使独立、自主、自由的个体变成贝尔所说的‘组织人’（organization man）。由原子式个体所组成的大众社会，其实只是实质上的组织社会的表面：前者是后者的备用池。在‘解放-吸纳’的整个进程中，个体既被需要，又被排斥，事实上，他成了一种‘过渡’，一种用过即弃的‘工具’。”这段议论，也可以解答为何向往自由的个体在挣脱家庭的牵绊后并不意味着得到自由。

　　再如谈个体的“小说性”。本来，古典世界坍塌之后的个体，在现代社会还未组织起来的那段时间内，有机会把自己活成一本小说：“个体的‘小说性’，在于每一个体都应成为他所撰写的小说的主人公，这是他之被当‘真’的现实化”。但当个体进入社会后，“书写自己的人生”成为一种奢求，似乎总有一支看不见的“笔”在书写和涂改一部更宏大的小说，个体不可避免地沦为这部小说中的演员。

　　“个体”出路何在？本书的答案回到了文学。回顾人类的历史，理智并不能导向好的世界，而想象才能带来安慰和心灵的自由。在现实中，想象性写作也已获得了可见的成功。

　　本书收录的有关斯威夫特、卡夫卡和奥威尔作品的文学批评，都是旧文修订。作为一名曾经修过西方政治思想史课程的学生，看到文章中那些熟悉的人名和脉络，一方面感到惭愧，大部分都还给了老师；另一方面感到满足，思想之美的确是通过清晰而隽永的文字来传达的，在如今令人一言难尽的中文学术作品中，这样的写作不多了。

　　关于“县中”的重要性，作者在开篇引用了一组统计数据：“截至2020年底，我国共有普通高中1.42万所，其中有0.72万所县域高中，占全国普通高中数量的51%，在校生超过了全国规模的一半。”而作者所讲的“县中”，主要是指每个县重点建设的一两所高中。因为后来一些省会城市的“超级中学”在全省的“掐尖”行为，导致很多县中现在衰落了，也就是说很难出现考上清北的考生。虽然这本书的用语相对学术，但还是说了很多朴实的道理。作者认为“头部学生”或者“尖子生”的存在，对于每所学校都很重要，因为尖子生是学生和老师的参照，其他学生可以用尖子生的位置来定位自己在全省的位置；尖子生的流失可能会带走优等生和一部分中等生；同时，对尖子生的培养能够实现教学相长，有助于调动学校教师的积极性。“超级中学”的存在打破了很多教育的平衡，可能也是学生出现心理问题的根源，而真正受益的估计只有“超级中学”自己。作者还谈到，学校教育减负，却把焦虑转嫁给家长，家长只能依赖校外资源进行“比拼”。不同的家庭能够获取的教育资源也不同，于是间接造成了教育的不平等。如是问题书中还谈到很多。虽然这本书的“主角”是“县中”，但涉及的问题都是在基础教育和应试教育中切实存在的，我们不应该视而不见。

　　“以毒为药”，标题很吸引人，但结合传统本草有关的生活经验，似乎也不意外，毕竟“是药三分毒”这样的说法也是深入人心。作者在第一部分“可塑的药物”中揭示了“毒”的两面性，指出：中国古代医学观念中，万事万物都在变化之中，药物具有可塑性，只要运用得当，猛烈的毒药也可以用来治病与养生。对我来说，一个新的知识点是，在中国传统本草的书写史中，以有无“毒”性以及“毒”的程度来对药进行分类，这里的药不仅针对治病，还指向了强身厚生，所以作者在后面的章节中论及五石散和炼丹。五石散、丹药的实践，在古代中国指向的是对身体、生命的更高程度的追求，那在这样的实践中，“毒”是如何存在的，古人在求长生中又是如何理解身体上切实感受到的苦痛呢？我觉得这是挺有意思的问题。书中谈到在服散、服丹的过程中，人的不适感是明确的，但是服用者以为这是药在起作用，在不适甚至苦痛中，他们还会记录自己的用药体验，并与同道友人交流如何调整改进以实现其强身厚生之追求。读到这儿，不由得想到，在生活中、媒体上不断能看到的所谓养生局中的老人，也或许不只是老人，如何安置我们对于疾病、对于身体的一些困惑，在医疗水平显著提升的当下依然值得思考。

　　作为一位研究跨文化相遇的历史学者，作者本人也是“远西旅人”。她在高中毕业后赴美求学，发现“自己想象中单一的‘西方’像海市蜃楼般瞬间幻灭”。那么，一百五十多年前第一次到欧美的中国人，他们如何理解西方，这种认知又如何传播于众？这成了《远西旅人》的出发点。作者选取的锚点在人们熟知的康梁等“大人物”之外，是斌椿、志刚、张德彝、郭嵩焘、曾纪泽和薛福成这六位在1866-1894年间相继任职清廷并出使泰西的人物。通过他们的外交写作日记、诗歌、游记、电报、奏折或报纸文章，探讨他们从旅者到职业外交官的不同角色，进而分析这一时期的晚清外交如何建立一个有关世界的信息秩序。钟叔河的《走向世界》丛书影响了一代人，《远西旅人》亦是从这里的文本出发，加上在世界各地的图书馆、档案馆搜罗的史料，将其置于晚清外交史的研究视域中探讨，并试图打破一些关于中西相遇的刻板印象。诚如作者所言，“中国接触和理解西方是一个多面性和多线性的复杂过程”，而这个 “走向世界”的旅程还远未结束。

　　人称“鍊师娘”的周鍊霞（1908-2000，本名周紫宜，号螺川）实在是个很有意思的“陈旧人物”。她能书擅画、诗词兼工，加之性格豪放旷达，“从年轻美丽到年老”（董桥语），在民国上海，自是声名卓著，八卦缠身。只是，时至今日，周氏其人其作，知者已然无多，得以出圈而重为人知，多少还是因了陈巨来那篇出语孟浪的《记螺川事》。北京刘聪先生多年来醉心于周鍊霞研究，这本《周鍊霞的诗文影画》即为最新成果，与此前他多年钩沉索隐而成的《无灯无月两心知：周鍊霞其人与其诗》（北京出版社，2012年）恰成补充对照，可以从中窥见周氏的出众才貌。记得《无灯无月两心知》出版时，曾有豆瓣网友评论道，“这样的书不配图简直就像吃生蚝不滴柠檬汁”，令人不禁莞尔，如今《诗文影画》出版，收入若干周氏画作及留影，正好弥补遗憾。

　　【法】齐奥朗/著 刘楠祺/译，人民文学出版社·99读书人，2024年5月版

　　据说，因为毒舌和丧，齐奥朗（也译作萧沆）如今在社交媒体上很红。这本小书不是他的哲学著作，而是他对十一位作家的评论，“追慕”中处处流露着张扬的好恶，他说：“对那些言之无物且没有一己天地的作家，只能和他们谈谈文学。和贝克特在一起则极少如此，实际上，我们几乎从来不谈文学。他更感兴趣的是各式各样的日常主题（物质方面的困难、各式各样的麻烦）。”他说：“无论在法国或英国，我都没见过有谁会有类似博尔赫斯那样的好奇心，那种好奇心已达至狂热乃至怪癖的地步，没错，我用的是怪癖一词，因为在艺术和思考方面，任何狂热若不能稍显反常，肯定就是肤浅的，因而也不会真实。”他说：“如果菲茨杰拉德仅以《人间天堂》《了不起的盖茨比》《夜色温柔》和《末代大亨》这些小说为限，他所呈现的不过是一种文学爱好。所幸，他还是《崩溃》的作者——我们刚刚在上面引述了书中的一段文字——他在其中描述了自己的失败，而这，才是他唯一巨大的成功。”再如：“我深爱过的里尔克书简如今在我看来是多么苍白无味啊！他从来不在信中谈论贫困那种‘小事’。这种为后世而写、充满‘贵族气’的书简让我厌恶。在那儿，天使与穷人比邻而居。在他写给诸位公爵夫人的那些高谈阔论的书信中，我们难道看不出有一种放肆的或经过算计的天真吗？玩这种‘心灵的纯粹’似乎有失正派。我不相信里尔克的那些天使，更不相信他的那些穷人。他们都太‘高雅’了，不过是一些连愤世嫉俗那种苦难中的趣味都没有的人。而另一方面，像波德莱尔或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些人的书信，那些乞求救济的书信，则以其恳求、绝望和喘息的语调让我备受感动。我们能理解他们谈钱是因为挣不到钱，是因为他们生来贫困，而且无论发生什么都会一直穷困潦倒。”JN江南体育官方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