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荡在美国：真实唐人街定格在JN体育平台昨日｜镜相

　　惠特曼、菲茨杰拉德、伍迪·艾伦……一代又一代艺术家都曾为纽约这座炫目的城市心醉神迷。加缪在1947年还这样写道，“这么多个月过去了，我对纽约依然一无所知，我是置身在此地的疯子中间，还是世界上最理性的人中间……”

　　从曼哈顿唐人街到时代广场，从百老汇到布鲁克林大桥，本文作者丁海笑以背包客视角打量着纽约的过去与现在，或置身于嘈杂的地铁，或漫步于令人狼狈的雨中，不断审视一张张流动的面孔，同时试图记录下21世纪初的纽约图卷。

　　当通过流动的透镜看纽约，我们能够看到什么？海笑说，他在这里找寻到了安东尼·波登笔下那个流动、热烈、不羁的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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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移民到来以前，曼哈顿的居民是岛上的美洲原住民。岛上过去遍布着山丘与河流，原住民对他们的岛屿倾注了很多名字，其中的一个就叫做“山丘之岛”。1626年5月24日，荷兰人从美洲原住民的手中买下了曼哈顿，后来的一些学者认为这是一笔欺诈的交易，因为在原住民看来，没有人能够买走祖先之地。而持有另一种立场的学者则把它归咎于印第安人缺乏契约精神。随着城市人口增长，曼哈顿岛的山地与河流逐渐被填平。

　　曼哈顿拥有不同的移民社区，各族群像拼图一样地分布着，宛如树木的切面。下东区的唐人街（华埠）、小意大利、小德国是纽约最老的移民社区之一，也曾是犹太人的生活中心，数座犹太教堂就夹在中餐馆和杂货铺之间。

　　离开纽约的前一天，我参加了菲尔的“下东区移民”City Walk。下东区是菲尔妻子的外祖父母生活过的地方，他们是波兰裔移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来到纽约，当时的波兰尚在俄罗斯帝国的统治之下。几乎在一夜之间，纽约的樱花全开了，分散在各个公园与街道，映衬着新古典主义的建筑，让纽约忽然充满了生气。

　　City Walk从Rogers Partners大街的一座Loft公寓开始，这里离苏豪区不远，过去也是曼哈顿的纺织工厂，所有房间皆有着明亮的大橱窗，一楼用以展示，楼上是车间和仓库，曼哈顿的制造业逐渐外迁后，纺织工厂纷纷搬到了新泽西等地，廉价的厂房被艺术家租下来，改成艺廊和工作室——“艺术家喜欢落地窗”，也诞生了Loft这一住宅概念。随着房租的持续上涨，这些Loft后来又变成了咖啡馆、精品公寓和商业办公室。

　　下东区唐人街活像一块香港或者南洋的飞地，脸孔更多元化，却又更杂乱无序。时光仿佛在此停滞了，这里的华人活在过去，像是一块块活化石，不再富有朝气。街上所呈现的是好莱坞电影里的东方形象——一对阿公阿婆站在大街上用福建话唇枪舌剑，他们可能来自某个贫穷的闽北小镇，我同时想到外婆的家庭，也是这样吵个不休。

　　菲尔站在宰也街的中国戏院前面，向我们绘声绘色地讲述着斧头帮的故事。宰也街被称为“血角”，这里曾是纽约最血腥的角落，生存空间受到挤压的两拨华人帮派在这条街上相互仇杀。当年的故事已经成为半神话，失去了历史的真实性，那些唐人街的传奇人物只留下了一串奇怪的拼音。

　　老菲尔对唐人街知之甚少，且明显带着成见，但他却表现得自信十足，透着一股西方人的傲慢。他区别不出西边的老广东和东边的新福州，更不知道在皇后区还有一座更大的华埠——法拉盛，那里聚居着“新大陆人”。1930年后，后起的移民逐渐从下东区转移到皇后区，如今法拉盛的华埠已远远超过了曼哈顿的华埠，被称作街。

　　曼哈顿大桥穿过唐人街，路过时我想到年少时听过的一首老歌——张洪量的《情定日落桥》，标题中的“日落桥”正是眼前的这座。“游客们全都涌向布鲁克林大桥，而没有人来走曼哈顿大桥，这座吊桥通地铁，走在上面体验并不好，附近也比较乱。”菲尔说道。

　　美国号称“种族熔炉”，这种族群的抗争与融合持续了上百年，时至今日也未能完成。无论是非洲人、爱尔兰人、犹太人，还是东欧人、JN体育，意大利人、中国人……因为不同的理由来到纽约，过程中难免被驱逐、排挤，都有一段血泪史。美国一度颁布过排华法案，也同样地打压过爱尔兰人，历史总在重复，这在菲尔看来是一种不断修正错误的过程。

　　曼哈顿唐人街的前身是一个被叫做“五点区”（Five Points）的贫民窟，电影《纽约黑帮》（Gangs of New York）讲的就是这里的爱尔兰移民故事。美国的爱尔兰裔人数众多，占到美国人口的约六分之一，爱尔兰节日圣帕特里克（Saint Patricks Day）这一天整个美国都会变成绿色的海洋。“如今，美国的爱尔兰人比爱尔兰的爱尔兰人还多。”

　　关于爱尔兰人远渡新大陆的原因众多，菲尔向我们提供了其中的一种：爱尔兰移民的历史可追溯至欧洲移民拓殖时期 ，大规模移民潮则始于1840年左右。当美洲的土豆作物传入爱尔兰岛之后，带来爱尔兰人口的爆炸式增长，1801年，爱尔兰被英国吞并，1845年，马铃薯青枯病席卷欧洲，在爱尔兰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大饥荒，数百万人饿死或背井离乡。

　　“横渡大西洋至少需要两周时间，路上就会死很多人，这些去美国的船被称为‘棺材船’，甲板下面几乎都满载货物，为了赚钱，船主将船上塞满了人，只提供给他们勉强维生的食物。”

　　“最初来到美国的爱尔兰人大多没怎么受过教育，除了农业之外没有其他的生存技能，且大多是天主教徒……”这些爱尔兰人在美国饱受歧视，他们被冠以“野蛮”、“酗酒”、“罪犯”等标签而遭到排挤，只能做一些底层的体力工作。

　　小意大利与唐人街毗邻，它在19世纪末形成规模。早期的移民主要来自意大利南部，比如西西里岛和那不勒斯。“在19世纪初期，一群意大利的年轻人来美国，等他们攒到足够的钱后，回到村庄接济他们的家人，村庄的人们会称呼他们为天使，因为没有他们的支持，村庄将无法维系下去。随着年轻人长大、结婚，他们中的有些人决定留在纽约，于是我们奇迹般地有了‘小意大利’……”

　　“当意大利统一后，意大利南方和西西里岛爆发了严重的经济萧条，在1880年至1924年期间出现意大利移民大潮……到了1924年，美国通过了《移民法令》，于是关闭了意大利、希腊和东欧移民的大门——我们定期就会这样做一次……”

　　小意大利与唐人街一带曾存在一个庞大的犹太社区，美国是犹太人第二多的国度，而绝大多数的犹太人都生活在纽约。犹太人的社区遍布纽约各处，许多大厦的基石上就刻着希伯来文，一些地方还能见到星条旗和以色列的六芒星旗同时飘扬的场景。

　　前一个周末是犹太人的普珥节（Purim），我恰好路过布鲁克林的一处犹太社区，大街上灯火通明，犹太人盛装打扮，如同参加化装舞会。普珥节与犹太人反抗波斯帝国的屠犹计划有关，庆祝的方式是施舍与馈赠，因此许多小孩会扮成小丑来向过往的路人要钱。人们行色匆匆，步伐快得跟跑步似的，我仿佛来到耶路撒冷的某处街区。

　　一位德国姑娘对菲尔讲解的犹太历史尤为感兴趣，而且她的英文出奇的好，只有她能全程跟得上菲尔，菲尔虽是一位志愿者，但也可以随时转换成一名布道者，不经意间他已带着我们去了埃尔德里奇街犹太会堂、加尼那犹太教会堂和卡茨熟食店——电影《当哈利遇到莎莉》的取景地，现在是纽约最网红的餐厅。

　　我们的最后一站是果园街的廉租公寓博物馆（Tenement Museum），这里被认为是美国移民故事的佐证，聚集了下东区最多的City walk旅行团。果园街97号建于1863年，这里曾居住过超过20个国家的数以千计的移民，果园街103号建于1888年，这里也陆续住过上万名移民，历史学家通过公寓里的一些日常物件与文件碎片，构建出百年间不同微小移民家庭的历史，他们是德国人、非洲人、爱尔兰人、俄国人、意大利人、波多黎各人、华人……

　　纽约在一位旅居英国的朋友眼中是：“伦敦翻版，只是少了几百年的历史。”纽约的历史不长但足够丰富，这里的历史学家着迷于微观历史的研究，大到一条街，小到一间餐馆甚至一座路桩都能成为研究课题。

　　曼哈顿下东区更像是美国梦的一条样板街，不同族群、宗教、语言、习俗的移民聚居于此，最终自发地形成一种共通的美国价值，听上去就很世界大同。但这种价值正在面临着自我瓦解，族群问题只是被街区化了，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平权运动在美国正走向极端。

　　近年来，身份政治已经渗透到美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执政的纽约，“黑命贵”（Black Lives Matter）运动愈演愈烈，非洲裔美国人一跃成为第一族群。就连“黑人”一词也变成一种政治不正确的提法，正在逐渐地被改称为“非洲裔美国人”。

　　在大多数的美国博物馆，非洲裔美国人专柜通常会占据其最主要的位置，就连最倡导“艺术自由”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也处处充斥着政治立场。2020年，古根海姆博物馆通过了一项纠正其体制内种族主义倾向的计划，到我去的时候，博物馆已经整改完毕，负责安保的雇员几乎全部被替换成了黑人，持续半年的主题展是一个叫做“Going Dark”（走向黑暗）的展览，除了一个面积不大的常驻展厅用以展出爱德华·马奈、保罗·高更、马列维奇、巴勃罗·毕加索等名家名作，其余大部分艺术展品均来自黑人艺术家。我在场馆里能明显地感受到逆向歧视，那是一种难以名状的不公平感。

　　黑人教堂虽然在名义上对不同族裔开放，但由于频发的黑人教堂遇袭案，教会成员对一切非我族类都充满警觉。我曾误闯过一间芝加哥的黑人教堂，保安将我拦在了门外，他嚼着口香糖，摆出一副嫌弃的表情，朝我扬了扬头，我会意地解释了一番，但直到我参观完道谢离开，他嘴里都没有吐出宝贵的一字。芝加哥有几家开在白人社区里的黑人酒吧，里面从雇员到顾客全是黑人，跟种族隔离时期的黑人酒吧不同，这里是将白人隔绝在外。

　　毋庸置疑，美国社会针对黑人的种族歧视依然存在，而对亚裔的仇恨也在逐年加剧。亚裔美国人被视作“永远的外来者”（Forever Aliens），“外来者”一词在英文中本身就带有歧视属性，被定义在黑白种族关系之外。脱口秀演员Brian Kim是一位在纽约长大的韩裔美国人，他曾分享过每次当他路过时代广场的时候，总是会被人问道：“你是哪里人？”

　　本世纪初的巅峰时期，全美共有136家国际旅舍（Hostelling International）——那也是菲尔们的“好老日”（Good old days），疫情加速了它的关店潮，现在仅存14家。菲尔们的志愿精神源自对全球背包客浪潮的缅怀，曾经世界的各个角落，都少不了美国背包客的身影。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美国青年越来越少地踏出国门，甚至在北美旅行也极少碰到背包旅行的美国年轻人，唯一一次是在火车上，一位来自中西部的小伙子说他正在过间隔年，在一家医院里做义工JN体育平台，忙得根本没有时间旅行。

　　虽然有诸多原因导致Z世代不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热衷于背包旅行，但经济压力绝对是主要原因之一。飞涨的物价让美国国内旅行的成本与日俱增——在芝加哥车站枢纽的Hudson News零售店买一瓶500毫升可乐税后要5美元（约合人民币36元），纽约青旅的一张12人间床位平季的价格是每晚74美元（约合人民币536元），旺季则不低于每晚100美元（约合人民币725元），这还是在享受非营利组织免税的基础上。

　　疫情之后，即便是像纽约国际旅舍这样一家异常火爆的青旅，仍然在勉强地经营着，甚至刚从倒闭危机里缓过来。旅舍的住客有一半来自中南美洲，他们到纽约的感觉就像是过来朝圣，我碰到一群哥伦比亚的青少年，十七八岁的年龄，个头都不太高，其中一位蓬蓬头的哥伦比亚少年在谈到纽约时情绪有些激动：“我不敢相信这里的人可以在夜晚出门，我多么希望自己的国家也能像这样……”虽然纽约的治安已经饱受诟病，但对于一位在哥伦比亚长大的孩子来说，从未感觉到如此安全，他说自己所在的家乡非常混乱，他甚至不敢在大白天一个人上街。

　　国际旅舍也有许多年过花甲的背包客，其中一位韩国老太已经80多岁了，称自己背包旅行了40年，去过两百多个国家。她佝偻着身子，走起路来颤颤巍巍的，口齿也不太清晰，难以想象她是如何到达这里的。她对纽约的食物无比失望，跟我要了一些老干妈香菇油辣椒，吃完以后赞不绝口，一定要我告诉她在哪里才能买到。

　　在旅舍的欢迎派对上我认识了一位印度博主，叫做斯芬克斯，和开罗的狮身人面像同名，他与法老之间唯一的关联可能就是都剃了光头。斯芬克斯给人的印象是超级热情，且无比自信，他主动加了每个人的联系方式，然后建了一个群，邀请大家第二天从布鲁克林大桥徒步去丹波，我其实已经去过一趟大桥了，但没有走到丹波，于是就跟着一块去了。

　　人都是斯芬克斯组织的，只招到了清一色的男性，斯芬克斯对自己的目的也不避讳，就是让大家为他的Instagram新拍一组照。从旅舍出发之后，印度人便自动进入了指挥官的角色，不仅路线得听他安排，就连大小便也得统一行动——“上桥之前，我得保证所有人都上完了厕所。”

　　美国的公共厕所极少，游客找厕所颇为麻烦，你得在众目睽睽之下走到餐饮店的最里面，期望那里没有密码锁或者由柜台遥控的开关，也得同时提防没有保安过来把你赶走。斯芬克斯有一种找厕所的嗅觉，他总能通过自己的同胞打听到附近的厕所，再佯装那里的顾客或者附近的邻居，从服务员那里套到厕所的密码。为了不打草惊蛇，我们被安排轮流进入一家小店，上完出来后跟每个人击掌庆祝，脸上挂着一副做坏事的表情。

　　斯芬克斯四十岁左右，在他身上有着部分上个时代背包客的气质。他一边出差一边旅行，去过不少地方，也来过两次纽约，留下了他的光头与世界各国地标的合影，效果就像AI生成的一样。他喜欢三不五时地提到中国JN体育平台，也习惯在气势上压一压我，譬如他会向所有人科普：“印度人口在去年已经超越了中国。”他还强烈安利中国的一加手机，并称它的拍照功能无与伦比：“在印度，有一半人用中国手机，另一半人用其他手机。”可惜在纽约，没有人会关心龙象之争。

　　我想在丹波看日落，斯芬克斯却一直催促着我们赶路，我刚架好机位，他便从远处朝我扬手，头也同步地朝外昂，意思是快跟上，我只能示意让他先走，他又朝我昂了昂头，表示会意。

　　“你在哪？怎么回事？”第二天一大早，斯芬克斯就追着问我照片，睡眼惺忪的我火气正大，说我正在出门，我不得不爬起来往外走，没想到又在电梯撞见他，他抓着我索要照片，语气像是我的老板。

　　日本的谅子也是我在欢迎派对上认识的，旅舍的东亚面孔很少，她一进来就找我说话。她在加州的一所大学里做交换生，研究的是国际关系，我们聊得不错，感觉有挺多的共同话题。她在后来的Pub Tour中不辞而别，被热情好胜的丹麦小伙拉森叫走了，走之前她留了我的联系方式，推荐我一定要去联合国总部看一看。

　　在纽约总是感到时间不够用，我拼命地按着快门，想记录下21世纪初纽约的图卷，怕它会转瞬即逝。我改签了车票，决定在纽约多待几日，继续辗转于不同的线路，往返在曼哈顿与布鲁克林，有时也尽享欢乐，却很难交到朋友，所幸在纽约根本不需要朋友，有太多可以忙的事情了。

　　那天清晨从BASEMENT回到曼哈顿，通宵未眠，想接着再去“哈林区City Walk”，无奈在床上睡着了，眯了有两三个小时，收到了谅子的信息：“其实我今晚要走了，如果我们能再见的话，我会很开心。我为那天的突然离开感到抱歉，如果你今天有空的话，给我联系，我们在什么地方见见。”日本人总是很客气。

　　谅子在中午有个佛教讨论会，我正好想去凑个热闹，结束后已是下午三点，我提议去古根海姆博物馆逛逛，今天是免费开放夜，而谅子对看展有些兴致索然，她说最后一天了，还没尝过纽约的精酿啤酒呢。

　　美国是精酿啤酒文化的一大发源地，仅在纽约就有300多个啤酒厂牌，我从西海岸一路喝到东海岸，品尝过无数的精酿啤酒厂，逐一记录下不同地方的小气候、口感及精酿文化差异。从下午就开始喝酒，这个计划听上去很疯狂，但当我们到了布鲁克林才发现，纵然外面大雨滂沱，各个啤酒屋都已经座无虚席了。

　　一路上雨下得很大，雨水冲刷着这座老旧的城市，让我想起罗马大雨中那只被冲掉的鞋子。纽约一半是雨天，一半是晴天，纽约的天气带火了伍迪艾伦的《纽约的一个雨天》，成为来纽约必看的城市漫游指南，因为总会碰上一两次下雨嘛。雨越来越大，鞋子完全湿透了，我俩像是踩在水塘中跳舞。

　　EBBS啤酒屋是我挑的，据说是布鲁克林最火的精酿啤酒屋之一，啤酒屋的一面墙上挂着“布鲁克林第一IPA”的张贴，沽酒客挤满了整座空间，连过道上也站满了人，氛围很燃，音乐越大声，人们彼此说话就越热络，吧员也手忙脚乱的，我们要了IPA和皮尔森，找了个靠墙的角落碰杯。

　　啤酒是美式文化的代表之一，酒吧、啤酒与男人的画面被反复地投影在电影银幕上，这种黄金液体也随着好莱坞文化的扩张而走向全球。我到美国还是第一次尝试在白天喝酒，但没过多长时间，我就又破了记录，从一大早就开始跟人干威士忌。

　　第二家啤酒屋我让谅子来选，她挑了布鲁克林啤酒厂——纽约精酿的鼻祖之一，历史悠久。当我们走出EBBS，雨逐渐变小了。“如果不喜欢纽约的天气，只需要等一等，没多久就会变天了。”我想起了老菲尔的话。布鲁克林啤酒厂离东河不远，河畔的风很大，雨伞不断地被吹歪，我们在几个街区之间差点迷路。

　　布鲁克林啤酒厂已成为纽约旅游通票的一处景点，这里的精酿啤酒中规中矩，唯一有意思的是角落里有一台可以玩任天堂游戏的街机。我们接着去了Other Half——同样号称“布鲁克林最佳”，里面正在举办婚礼，把整个啤酒屋都包了下来，我们只好去下一家叫做Talea的酒馆。

　　路过一家贝果店时，我买了一个烟熏三文鱼贝果，贝果被称为纽约人的早餐，最初也是由犹太人传入纽约的。一个橱窗边的白人男子对我们说了些亚裔歧视的用语，谅子在我们走出贝果店后才告诉我，JN体育，我原本有些愤慨，但转念一想，也许这就是美国旅途之始朋友所说的“扔掉滤镜”吧。

　　布鲁克林已逐渐沦为了中产社区，随着房租上涨，属于布鲁克林风、亚文化的酒吧也在不断外移，许多已经从威廉斯堡搬到了布什维克——布鲁克林与皇后区的交界处，那里多了些老布鲁克林的气息，少了通货膨胀的网红店、板着脸的服务员和一些装腔作势的文青。我们从威廉斯堡一路喝到了布什维克，体验不同“地层”的精酿工坊，几乎覆盖了整个纽约精酿史。

　　谅子的故乡是北海道的札幌，札幌最有名的物产就是“札幌啤酒”（SAPPORO），许多外国人可能不知道札幌市，但几乎都听过“札幌啤酒”。 在札幌人人喝酒，谅子说她从来不知道喝醉是什么感觉。十几年前在亚美尼亚，我碰到过一个环球旅行的札幌人，她当时在伦敦大学念历史地理学博士，每到一处，就会喝掉当地所有品牌的啤酒，看得出她是真的爱喝酒，民宿的冰箱里装满了她买的酒，每天不喝一口就睡不着觉。

　　最后我们去了布什维克附近的一家古董酒吧，是我在去BASEMENT的路上无意间发现的，这里的消费便宜到不像是在纽约，只收现金，没有小费。酒吧仿佛是美剧《瑞克和莫蒂》的外星人狂欢派对，全是穿着“奇装异服”的皇后区怪人，有来自中世纪的巫师，有高更的大溪地少女，还有把自己装扮成动物的人。这里的舞曲更加自由无国界，是酒吧，也是跳蚤市场、占卜摊……你想做什么都可以。

　　皇后区是美国本土族裔最多元的地区，古董酒吧的宾客几乎都是外来者，来自阿根廷、黎巴嫩或者某个加勒比海上的小岛，有的人可能才刚蹲完移民监（用来比喻等待获得美国身份的过程）出来，我却在这里找寻到了安东尼·波登笔下那个流动、热烈、不羁的纽约。我们是里面唯一的东亚面孔，他们见到我们也很高兴，我们在一群没有故乡的人中间彼此取暖。

　　凌晨两点，我们踏上了地铁L线，夜班车要统一绕到百老汇交汇车站，再从那里换乘A线回曼哈顿，刚好路过高街车站，谅子说没去过布鲁克林大桥，于是我们即兴地决定跳下车，往大桥方向走去。路上要穿过一些黑布隆冬的隧道和公园，一个行人都没有，路边的樱花却在黑暗中开了，预示着纽约的春天已提前到来。

　　当我第二次来到布鲁克林大桥公园，眼前是曼哈顿的璀璨夜景，身后是简的旋转木马，空无一人的置景让人产生了不线世纪的巴黎。曼哈顿所有的大楼都在夜空中点亮了，谅子问我：“难道纽约人也像东京人那样通宵工作吗？”后来我问了菲尔，他比我更熟悉大楼的事情：“那些不是在写字楼上班的人，因为清洁和维修工作只能在晚上进行，工人会把每层楼的灯都打开，走的时候无意或者故意留灯，这样做一点都不环保。”

　　“我从没想过我会有机会来到美国。”谅子感叹道。她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父母的工作一直不稳定，从出生后便不停地搬家，从最西边的九州到最东边的北海道，搬过十几次家。因为工作压力，谅子的父亲患上了抑郁症，开始沉迷于一些旁门外道，整个家庭后来一直在靠母亲支撑着。“我都不知道我的父亲现在在哪……”谅子的语气里透露着绝望的悲伤。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经济经历了失落的三十年，疫情之后，日本经济的衰退加剧，跌出了全球第三的座次。日元的贬值使得越来越多的日本人赴海外就业，在加拿大旅行时，我碰到了大量日籍的外劳，在当地做司机、厨师甚至保洁工作，这是我过去十几年旅行中极少碰到过的事情。

　　谅子在凌晨四点过打车去机场，飞往洛杉矶。我又在纽约晃荡了几日，坐跨夜的火车前往印第安纳的布鲁明顿，见了一对十年未见的老友，我们从早上就开始喝酒，在森林里燃起篝火，度过了几个不眠之夜，仿佛昨日重现。原来最后只有我在流浪，他们从未散落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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